但我没轻率地提分手，而是仔细观察徐勇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我发现他其实挺有原则，他当时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所以每个月交伙食费也无可厚非。徐丽不住家里，对公公婆婆宣称住公司宿舍，但我知道她其实是和陈镇文在外边租房子住。

徐丽那点工资估计全用来交房租和吃饭了，所以买衣服和玩乐的钱，肯定是问婆婆要的。

婆婆没少变着名目问徐勇要钱，但徐勇不是直接买实物送上门，就是给婉拒了。

徐勇跟我说：“反正该我出的，我一分不少。我有能力挣钱，爸妈的钱我不惦记，他们爱怎么花怎么花。但不该我出的，我一毛不会给。”

听了他这句话，我放心了，决定跟他结婚。

然而，膈应我的事还是接二连三地来了。

2001年年底，我跟徐勇举办婚宴那天晚上，我穿一件我妈提前半年给我订做的大红刺绣旗袍，化着明艳的妆容，在场的亲友宾客无人不夸我漂亮端庄。

给婆婆端了茶水，改口叫她和公公为爸妈之后，我听见她侧着脸小声对公公说了一句话：“要是小丽穿上这身旗袍，肯定更好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我大喜的日子里，婆婆的注意力没放在我身上，仍然牵挂着小姑，还拿我和小姑作对比。母亲爱女儿或许无可厚非，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不痛快。

况且，我知道，不管是婆婆给我包的改口费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大红包也好，给我爸妈的彩礼钱20万也好，订这五星酒店大厅的20桌酒席也好，钱全都是徐勇出的。

还好，徐勇早就考虑周到，买了一套新房子，我们结婚后就搬出去单过，不和公婆住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