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歌》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因为我是听着老前辈讲述《新四军军歌》的故事长大的。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包括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颁布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等历史文献，完全吻合了前辈们关于《新四军军歌》创作背景及创作过程的讲述。
请关注《解放军报》的报道——
我所
知道
的《新四军军歌》诞生
历程
■袁振威
《新四军军歌》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因为我是听着老前辈讲述《新四军军歌》的故事长大的。我父亲袁国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我母亲邱一涵在新四军皖南时期任教导总队宣教科长，《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所在的文化队又隶属于教导总队，因此她对《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程是十分清楚的。陈毅等前辈以及时任军部速记班班长的李又兰、《抗敌报》副主编马宁有关对军歌的讲述，不仅让我认识了军歌，同时也让我了解了许多《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历史，更让我爱上了《新四军军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包括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颁布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等历史文献，完全吻合了前辈们关于《新四军军歌》创作背景及创作过程的讲述。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就曾亲口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他主持创作的。”

袁国平受命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
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
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项英当即表示：“叶军长的意见很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
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袁国平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分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但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导。陈毅讲，我正在写一首诗，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项英则说，我给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看看。

1939年6月15日《抗敌》杂志第4号刊登的《新四军军歌》。
在炮火硝烟中诞生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陈毅的诗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我因在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积压许多军务急需处理，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的指示，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现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袁国平即责成朱镜我考虑是否可将《十年》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马宁、朱克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做了进一步修改后，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后，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
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在政治部讨论时，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镌刻”更为深刻些，因为自北伐以来，国民党中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绩，而“镌刻”的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而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镌刻”改为“血染”也是可取的。针对不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将“镌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国平在组织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谱好曲。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战员大都出身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使得曲调更加雄壮有力、鼓舞人心，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


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得歌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新四军军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即叫“好”，并说：“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寇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