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总结援藏3年,有的人“红在脸上,出现了明显的高原红;有的人“白在头上,头发变白、脱落是常态;还有的人“肥在心上,不少人心脏反流,甚至心脏肥大,我自己当时就有些轻微反流。但这都是援藏的一种印记。去援藏了以后,你也不能什么都留不下,在身体上面
■ 我总结援藏3年,有的人“红在脸上”,出现了明显的高原红;有的人“白在头上”,头发变白、脱落是常态;还有的人“肥在心上”,不少人心脏反流,甚至心脏肥大,我自己当时就有些轻微反流。但这都是援藏的一种印记。去援藏了以后,你也不能什么都留不下,在身体上面留点印记,说明你奋斗过、奉献过。
邬斌:1981年1月生。2013年至2016年,为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任中共日喀则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秘书长。现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副书记。
▲ 《江孜印迹》实景图 (资料照片)。
2003 年,我刚大学毕业,作为首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在西藏
服务了一年,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很有感情。2013 年,时隔 10 年,我选择踏上雪域高原,把青春
书写在
西藏
的大地上
。对我来说,援藏,付出就是收获,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
选择:青春
不想留遗憾
2013 年,我正好 32 岁,如果在西藏再工作3年,到35岁,正好是法定的“青年”年龄的尾声,我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用3年时间在西藏再拼搏、奋斗一次,为我的人生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使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我告诉自己,年轻时就应该奋斗,奋斗才有机会,奋斗后才不会后悔。
上海援藏干部的选拔非常严格,真可谓“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最后拿到通知时,我的内心既有欣喜,也还有点忐忑。忐忑倒不是因为担心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毕竟我有过在西藏工作生活的经历。我的忐忑在于这次进藏跟学生时代做志愿者还不一样,这次去就要扛起上海援藏这块“金字招牌”。
出发之前,除了参加市里为我们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培训班外,我还专程去拜访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前任”秘书长。拜访他们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在那边工作干什么、怎么干,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的规律和机理是什么,等等,对那里的工作情况有了些初步认识。
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比如系统梳理了前6批的援藏项目建设、队伍建设、两地交流交往中的一些经验和传统。在行前的团队建设准备会上与队员们做分享,尽可能帮助大家尽快适应当地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候我这个秘书长就“提前上任”了。所谓秘书长,就是个“大管家”,出发前我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选派厨师长,要保障大家在当地吃得习惯。我还以第七批援藏联络组的名义,给所有援藏干部家属写了一封信。“军功章上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你们的一半”,这是一句歌词,也是发自肺腑的话。我们在前方作贡献,家属们更是在后方作牺牲。保障好大后方,才能让我们上前线时更安心,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当地建设中去。
险阻:一辈子的药3年里都吃完了
进藏以后,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还是有些泪眼婆娑,好像回到了第二故乡。”心情是激动的,但艰苦的现实也必须面对。
进日喀则的路上,就有援藏干部刚下车没走几步就晕倒在地;进藏第一天,就有兄弟因强烈的高原反应而嘴唇乌紫、步履艰难。刚进藏,秘书长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要安排大家的住宿,和第六批干部做交接,刚抵达日喀则我马上就要进入工作状态。第一天还好,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嘴唇发紫、头重脚轻,一量血压,飙到了170——刚到西藏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援藏干部都是一岗双责,既要开展援藏工作,又要承担在当地的任职工作,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双重的考验和挑战。我在援藏联络组中担任秘书长工作,兼任宣传文秘部、接待保障部、公寓管理部3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市直干部第二小组的组长;在当地,担任日喀则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的工作,是一个“秘书 管家”,要负责重大会议筹备、重要团组接待,还有大量的文稿起草、宣传文案等工作。援藏3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若是有一些重要会议或者重要团组,常常要忙到半夜,曾经有过连续一个多礼拜加班到凌晨3点多的经历。
白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协调,很难静下心来做案头工作,基本上晚上6点半以后是我在房间里动脑筋写稿子的时间。在西藏,写稿要比在平原困难很多,因为人始终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我们写东西都是插着氧气管,来确保大脑正常供氧,否则写着写着就会发现头脑短路了。2014年,一个加班的晚上,工作到12点多,我突然晕倒在卫生间里,大概2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我自己完全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发现身上、脚上好几处已经磕破了,大概是倒下的时候撞到了。
时隔10年之后,能明显感到西藏的生活工作条件比以前要好多了,但自然环境给人的生理带来的挑战还是一样。最头疼的是睡不好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干部都会失眠,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晚上都要靠吃安眠药入睡。我们有干部笑说,一辈子的药都在那3年里吃完了。
日喀则的自然环境有5大特点:缺氧、高寒、低气压、干燥、强辐射。从零海拔的上海到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日喀则,援藏干部不同程度出现头痛、胸闷、失眠、心率加快、呼吸困难、血压升高等症状。我总结援藏3年,有的人“红在脸上”,出现了明显的高原红;有的人“白在头上”,头发变白、脱落是常态;还有的人“肥在心上”,不少人心脏反流,甚至心脏肥大,我自己当时就有些轻微反流。但这都是援藏的一种印记。去援藏了以后,你也不能什么都留不下,在身体上面留点印记,说明你奋斗过、奉献过。
印记:要做点实实在在留得下的事
除了在身体上留点印记,更重要的是要在工作中留下印记,援藏3年,必须得做点实实在在留得下的事情。第七批队伍出发前,市里对我们提出了“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先、人才为要”的要求。到了当地,日喀则方面则对我们这批援藏干部提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要求。特别是我们这一批的3年正值“三个恰逢”,一是恰逢西藏大事喜事密集,二是恰逢援藏工作政策转型,三是恰逢援藏队伍结构调整。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西藏,卫生和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在卫生援藏方面,我们这批安排了资金用于日喀则人民医院迁建工程,这不仅是上海援藏历批资金最大的项目,也是日喀则 20 多年来援藏资金单批投入最多的项目。到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的时候,日喀则人民医院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三甲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