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张娜（后排左4）在深圳科学高中做法制宣传。
2019年4月，深圳团市委开展做“新时代新青年”主题宣讲活动，张娜在台上作演讲。
2019年4月，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和深德技工学校成立首个“就学观护基地”，建立涉罪未成年人合作帮教机制，张娜（左）代表检察院签约。
张娜
1980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
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07年被评为深圳市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自2003年至2016年的14年间，先后10次被评为深圳市检察系统或市检察院先进工作者。获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口述时间
2018年12月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原标题：
张娜：做一名
善良
且公正
的法律
守护者
深圳晚报2019年10月28日讯 当我从事法律职业这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我仍感觉到一种特殊的职业荣誉感。工作17年，我处理了上千件案件，全部都是刑事案件，这触及到社会各个方面。我们的生活远比戏剧要精彩，刑事案件像是天然的剧本，编排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和情节。但唯一不同的是，刑事案件所涉及的是人的生命与自由，包含着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作为一名

司法职业者，我必须时刻保持谨慎，不忘初心，办每一个案件都像办第一个案件那样小心谨慎、忠于职守。
壹
高中参加辩论比赛，为我开启从事法律职业的萌芽。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法律产生了兴趣。
辩论为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种下萌芽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深二代。1989年，我跟随父母从老家湖南长沙来到深圳上小学，那是我第一次来深圳。当火车缓缓驶入深圳火车站时，国贸大厦是我看到的第一栋大楼，也成为我日后的记忆点。
国贸大厦是国内建成最早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其楼顶的旋转餐厅更是风靡一时。就像现在的网红打卡点一样，那时的国贸大厦成为人们到深圳最想去的地方之一，他们会在扶梯上拍照留念，再去一趟旋转餐厅，那时能去旋转餐厅被认为是一件非常有身份的事情。我也在国贸大厦拍了不少照片。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深圳中学读书。
1993年，由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广播电视局联合举办的《狮城舌战——国际大专辩论会》火热播出，在国内刮起了一股辩论风潮，辩论赛成为各大学最常见的活动，也成为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展现才华的舞台。或许是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对于我们那一代而言，辩论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事，能够参加辩论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我也不例外，报名参加了学校辩论队。参加辩论队是基于兴趣爱好做的一件事，我们常常会为钻研每一个辩题，包括如何立论、互相反驳、结案陈词等而花上大量时间，甚至牺牲了休息的时间，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那时我们班上辩论队的成员里只有我一名女生，其他都是男生。

如今回头看，我后来的职业选择和中学时代的辩论经历密不可分。因为参与辩论赛锻炼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思辨能力，教会我如何去构建一个题目，如何立论，如何反驳，如何总结陈词等。这里面所蕴含的技巧都和我们现在的法庭审理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
参加辩论比赛，是我从事法律职业的萌芽。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对法律产生了兴趣。
贰
我一直认为法律职业是一个要靠良心吃饭的行业，它天然需要一种朴素的正义观。
初到检察院：白天打杂，晚上写材料
2002年，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虽然故乡在长沙，但因为我在深圳长大成人，我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龄，是和深圳经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所以我对深圳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这也是为什么毕业后，我回到深圳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做深圳市检察院政治部的内勤，当时政治部机构改革，分了两个处，一个是组织教育处，一个是干部处。负责内勤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要兼任两个部门的内勤工作，主要是接电话、发通知等琐事。
那时许多事情都是通过纸质审批，通知什么事情都要人工跑腿。全院20多个部门，一旦有通知需传达，我就得一层楼一层楼地跑去送通知，经常会跑得满头大汗。
最辛苦的那几年我什么都干，有时候打印机坏了，来不及找人修，就自己先修。当时电脑运用还不像今天那么普及，我有时会帮老同事打字。院里要盖章的文件也多，我手上管了四五个章，经常听到整层楼都有人在喊我去盖章。除了做这些琐碎的事，我还需要写一些材料，我写材料喜欢安静的氛围，所以我每天基本上都是白天打杂，晚上写材料，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用温度拯救与教育青少年
工作没多久，我就获得了“十佳检务秘书”称号。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更想在办案一线，接触那些真实的案件。于是在2005年底，我申请调去办案部门。
调去办案部门不久，我经手了一宗盗窃案。这起案件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其余的已经认罪服法，剩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拒不承认，而且消极厌世。当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起诉，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拒不认罪，多会被从重处罚。
但在我看来，司法是有温度的，执法的目的不仅在于震慑与惩罚，更在于拯救与教育。我觉得他还很年轻，以后不能总是以仇视的目光来看待社会，所以我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反复地去提审他，希望能够打开他的心结。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眼神里充满了警惕，什么也不说。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慢慢跟我有一些简单的回应，但也没认罪。直到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他直接哭了，交代了整个过程。
他说他从小在家庭中没有感受过温暖，没有人会关心和在意他。他觉得社会不公，所以他一直抱着一种对抗的态度来看整个社会。当我帮他打开心结时，他许诺一定会认罪，好好改造，今后不再犯事，并且对我非常感激。
虽然多次提审耗费了我许多精力，但我觉得非常值得。即使将来他忘记了我跟他说过的话，但哪怕他在那一刻有所触动，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大部分罪犯都是很普通的人，真正大奸大恶的人非常少，每个人内心都有他柔软的地方，只要对方诚心悔过，还是应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叁
“恶意植入软件暗扣话费”案成为国内首例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利用恶意扣费软件窃取话费的案件，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重罪起诉“恶意植入软件暗扣话费”案
2013年，深圳市检察院受理了一宗“恶意植入软件暗扣话费”案，事后，该案成为国内首例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利用恶意扣费软件窃取话费的案件，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还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案例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