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改革历史》——亲历1977年恢复
高考
决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恢复
高考
的决定，这标志着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恢复了大学的教学秩序，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
2020年高考已启幕。中改院“口述
改革历史”人物访谈曾有幸访问亲历恢复高考决策的见证人。下面，我们一同回顾这段历史。
口述者：刘道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借调教育部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当时拨乱反正的任务有多么艰巨。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刻地感受到基层广大教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1977年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由于当时我觉得是临时借调，待不了多久，于是就在教育部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住了下来。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室内放置了一张木板床、一副卧具、一张木制的办公桌、两个开水瓶和一个洗脸架。我没料到，一个月以后，中央组织部正式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虽然我极不情愿当京官，但身不由己呀，于是我这一住就住了两年，当了两年的“临时工”。

当时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办公司6个司局单位都由我领导，我负责的范围相当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时候教育部党组11个成员中，只有我是从大学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况。
会议背景和筹备工作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遵循的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各省市和大学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提出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也没有被推翻，这“两个估计”把我们这些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
那时，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打倒的对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决心从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让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他打算召开一个会议，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来在会上他也说了：“请你们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邓小平办公室通知教育部，这个会议要从教育部和科学部各选15个知名专家参会，会议时间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我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受教育部的指派，负责选定名单，初步选拔了16人，最后科学院也选派了17人，总共33人，加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和新闻记者，总共70多人参加座谈会。
当时确定名单的时候有两点考虑：第一，必须要是知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而且要敢于说真话。
比如说杨石先是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苏步青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知名数学家，等等。第二，当时我也考虑到名单上还得有一些中青年
，遵从老中青三结合嘛，所以一些中青年像温元凯，他当时还是30出头的小青年吧，还有中山医学院的宗庆生等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秘书组，负责会议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与会代表都是我们两个人通知的，也是我亲自到机场接送的，当然，大部分代表都来自北京，所以我的接送任务也不是很重。
决定恢复高考
座谈会是在8月4日上午9时开始的。邓小平同志作了一段开场白。说实在的，当时这个会议，刚开始大家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心有余悸，刚开始还不一定就敢讲。于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启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他说：“‘四人帮’粉碎了，不会再‘抓辫子’‘戴帽子’和‘打棍子’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

经过小平同志的反复动员，大家开始讲话，并逐步活跃了起来。
我记得，首先讲话的是复旦大学的苏步青。他说：“我想不通高教战线17年是资产阶级专政，那我们过去做的工作都是为谁服务的？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做的工作吗？但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他问得很有道理，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怎么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呢？邓小平同志就插话说：“17年是黑线专政讲不通，17年是共产党领导的嘛。”对于这个问题，他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这样慢慢地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大家思想都放开了。
北京大学的沈克琦说：“我们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聂元梓在北大挑动群众搞批斗，我们受尽了苦。‘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非正常死亡几十个人，像翦伯赞、俞大絪等，都是知名教授。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教授都被反复抄家，他们收藏的文物、著作手稿都被抄走了，希望中央能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帮他们找回他们最珍贵的书稿、字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