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苦难对话

什么是苦难？一个是苦一个是难，“苦”是外在的东西，“难”是心灵上的东西。

苦难自身有个发展过程，比如小孩子刚生下来遇到打针，觉得很疼，这是皮下神经的感觉，成长中会摔伤，感觉就是痛，痛已经带有一定的心理投射了。一个人的疼痛到了一定程度，或者持续一段时间，身心感受叫痛苦，伴随心理的郁闷与压迫，需要解脱，这种痛苦扩大到一群人、一个民族便是“苦难”。在我们这个时代，哪怕再发达、再先进、生活水平再提高，痛苦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都必须有一份勇气来回答这一道生命的母题。

德国有一个最根本的宗教哲学理念，即向死而生，面对死亡，生活就会更有意义。那么，也只有迎难而生，生活才会觉得甜蜜。人生是从不断与命运抗争中获得进步的。你对苦难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整个人生的生活基调，怎样面对它？怎么穿越它？怎么理解它？怎么咀嚼它？这是生命的叩问与拷打，你必须回答。你是直面它？当然躲避它也是一种人生态度，问题是最终躲不了，最终还得超越它，穿越它。

消除社会生活与残疾人之间的那道“墙壁”，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最重要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阻隔”。在交通工具、建筑物中创造“无障碍”环境，说到底关键还在于“事在人为”。我们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抱有一种什么态度，是关心、理解还是置之不理，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关心、理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从我们的“习惯”说开去。

譬如在车站看到陷入困境的残疾人，有的人也许有“助人为乐”的念头，但又不知道怎么样施以援手，于是便在一种怅然中，与之擦身而过。有这种经历的人大概不少吧。这就是“习惯”，一种道德惰性的习以为常。

而更多的人会在内心中自我谴责：当时我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呢？不过，我倒是认为这种自责大可不必，因为平时在大街上并不经常见到残疾人的身影，乍一遇到，只会感到一种惊异，而要立刻做出恰当的判断对应，并付诸行动，自然是很困难的。

这也并不是只限于对残疾人的场合如此。譬如突然有一家外国人搬来成了我们的邻居，最初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惊奇，而且感到不适应。可几个星期后，我们对这家外国人的文化习惯、生活习惯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原先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迷雾逐渐消失，我们就不再把他们看成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他们成了住在我们附近的一家人，是邻居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人们对于“少数者”（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外国人）的理解，“习惯”因素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大了。可是，正如前面所说，人们平时遇到残疾人的机会毕竟有限，一旦遇见，如何对待，确实没有心理准备，“习惯”就更谈不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关键的是要培养人们善待残疾人的意识，而且要从小抓起。

孩子们是纯洁无瑕的，他们对残疾人绝不会抱有任何成见。我去给孩子们演讲，当我乘坐轮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先是一阵喧嚷，接着便鸦雀无声。我知道那是一种惊异的沉默。那时，我扫视台下，最醒目的是一双双圆瞪的大眼睛。我不动声色，开始演讲。慢慢地，孩子们的情绪起了变化，眼里不再是惊恐，而像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平静且坦然。几分钟的演讲结束，我与孩子们一起吃配餐，一起打游戏机。孩子们围聚在我的身旁，一口一个“乙武哥哥”，叫得那样亲热，我就像他们的一个大玩伴儿。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恋恋不舍，一个劲儿地嚷着要我再来。

我的奇异的形貌令孩子们吃惊，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与他们意识中的“普通的大哥哥”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与我是以一种纯洁天真的情感来交流的，没有心的阻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们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在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设置一道鸿沟，这是成人所为，在孩子们的心灵世界中，绝没有这种意识。

我还有一个深切体会。记得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我的那些小朋友初次看到我，都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那么率直，那么关切。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实情。小朋友们的问话中没有任何的歧视，我的回答也没有任何的自卑，一切都那么正常，我们正常地学习，正常地成长。

现在，我走在路上，与跟随着妈妈的小朋友相遇，他们会圆瞪双眼直直地盯着我看，有时还会听到他们问妈妈：“那个人，为什么没有手和脚？”这时，他们的妈妈就显得非常慌乱，不是去回答孩子的问话，而是不住地向我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然后，拉起孩子，快步离去。

每当这时，我的心头就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我不觉得难受，只感到很遗憾：又有一位天真的孩子失去了一个理解残疾人的机会。孩子是好奇的，他看到奇异的现象往往要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的疑问，父母不但耐心回答，还会夸奖他聪明伶俐，可为什么孩子把我当成一个奇异现象而提出疑问时，父母就会大惊失色呢？直接解答孩子们的这一疑问，就会消解他们的疑惑，就会从一开始架起一座与残疾人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否则，孩子们的心中就会永远存留着这个未解的“谜”，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中，他就会对残疾人另眼相看。

千万不能躲避孩子们对于残疾人的好奇，好奇是理解的第一步，父母有责任解答他们的疑问，有责任培养他们对残疾人习以为常的情感基础。只要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心灵无障碍”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我常听到朋友们这样对我说：

“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们确实很紧张，怎样与你相处才好呢？在你面前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呢？我们真是无所适从。不过，同学相处时间一长，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不知不觉中我们已不再把你看做残疾人了。就连外出旅游我们也一起去，我们所想的不是你能不能去，而是我们怎样才能带你去。”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同时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残疾人不能不给予关照，但万万不能把他们排除在正常的生活之外，万万不能因为他们身有残疾就区别对待，以至于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

初次与残疾人相遇，人们总免不了有一种心理上的隔膜。但是，如果相处时间久了，人们依然对残疾人怀有异样的感觉，那么责任就在残疾人本身：性格问题？人生观问题？残疾人首先要信任自己，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另外，残疾人不能有“特权意识”。我是残疾人，你们就要同情我，就要照顾我，就要高看我一眼。这是毫无道理的，说到底就是一种自私，一种不知自爱的胡搅蛮缠，即使乞求得一时的怜悯，也不能获得心灵上的和谐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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