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能让女性会心一笑的“女性主义”
来源: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23-11-23
摘要: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说的是三条衡量一部电影是否足够平权的依据:一、片中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女性角色;二、她们之间是否互相交谈;三、谈话内容是否与男人无关。用它去过滤我们的电影,会发现能通过贝克德尔测试的电影少得超出预期。我们讨论“女性
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说的是三条衡量一部电影是否足够平权的依据:一、片中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女性角色;二、她们之间是否互相交谈;三、谈话内容是否与男人无关。用它去过滤我们的电影,会发现能通过贝克德尔测试的电影少得超出预期。我们讨论“女性主义”,影视剧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因为这个行业贴近社会情绪,水冷水暖,他们是先知。
电影人正在觉察社会的微妙变化,并将它安排到电影场景里。 他们安排主角打车时遇到女师傅,去医院碰到男护士;去别人家里做客,安排男人系着花围裙在厨房忙活,安排女人喝着啤酒在看球赛;如果主角需要去医院看病,走廊里有人在悲伤,换成男的吧,别总让女性蓬头散发、呼天抢地;去菜市场,逛来逛去买菜的群演全安排的男的,去餐厅吃饭,主角背后,也是让男生和男生约会,女生和女生约会。 他们安排一个出轨的女人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安排一个男人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的”。
甚至,安排女主角自慰。国产院线电影中最近一次明显表现女性自慰的场景,大概是《送我上青云》。2019年上映,姚晨主演,导演兼编剧是1985年出生的腾丛丛。姚晨扮演的盛男是位记者,父母亲友上司等人对她的生活全方面施暴,得知自己患上卵巢癌后,她真正行动,包括直视自己的欲望。我记得我当时看片子时,看到自慰这一幕,边上的男观众问了一句,她干吗呢,羊痫风吗?——在男性观众看来,在电影院里目睹女性自慰画面这样的事属于前无古人。假如用女性主义思想来分析,这意味着她不再是欲望的客体,而成了欲望的主体。再说了,前面还有一场女主角毫不尽兴的床戏,床戏之前,那个男人还自吹了一通性能力。 中国女性在影视作品里的面貌,同过去相比,有了明显不同。一方面,是女性创作者在一个接一个地做“小型实验”,一句台词,一个场景,有时也是为了试探观众的反应;另一方面,观众碰到刻意物化女性的角色,确实也会立刻表达不满。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2021年春节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中找到反例。男主角们需要躲在裹尸袋里逃出医院,为此,一位活生生的女护士,被搞晕后弄进裹尸袋,作为调包。这位没有面目的女性,恰好也被她的医生带下楼,之后剧情安排她在电梯里,被七八个大男人,毒打一顿。以殴打女性作为(自以为)搞笑素材的来源,即便以最保守的女性主义观点去看,仍然是极为冒犯的。很多影评针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 在电影业这个男性主宰的场域里,更多女性编剧、女性导演、女性制片,意味着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比如《我的姐姐》,游晓颖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后,好几年都无人问津,编剧自己也觉得,故事讲起来十分平淡,它早期的命运是在预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的是,剧本遇到了制作人尹露。尹露说她看到这剧本后“非常天然地被打动了”,剧本里面的姑妈,令她立刻想到她婆婆,也是家里面的老大,一辈子都在牺牲,“两代人,两个姐姐,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产生的共鸣”。
表现女性困境的作品,也会遭遇男性从业者的质疑。编剧秦海燕从业十多年,曾创作《找到你》等作品,两年前她也是第一次做导演,执导了自己的剧本《我经过风暴》,讲的是一位职业女性在婚姻中经历严重家暴的故事,这部预计今年上映的电影,大约也将成为少有的一部正面书写家暴的商业片。秦海燕听制作人说,有一回就有发行方的行业大佬在试映时中途离场,还表态说:“你们怎么会拍这种片子?!”也听到过看片会中男性观众评论说:“这女的天天晚上喝酒不着家,可不就该打吗。” 但所谓女性题材的作品,又有多种面向。前几年“大女主”剧曾非常流行,一个女人从底层逆袭,事业爱情双丰收,这样的主角从前一直是男性,现在换女性了,似乎是种进步,而且女性形象也一改柔弱,以强悍示人。但就像戴锦华所说,这些作品里面,“女主人公的生命逻辑,统治逻辑,战而胜之的逻辑,基本上是对男性逻辑的复制,是一个女帝,女性主导者,跟男帝、男主管,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真义,因为它们并没有展现女性现实。 换句话说,影视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一旦有失忠贞,大概率会被观众唾骂。为了守住女主角的贞操,影视工作者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近几年极具代表性的要数2022年夏天上线的《梦华录》。它的故事改编自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红尘》,女主角赵盼儿的职业是妓女,原著讲的是这位侠义果敢的青楼女子,利用风尘手段,解救同行宋引章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却把赵盼儿塑造成了一位从未失过身的“清洁女子”,即便出身青楼,即便同赶考书生订了婚,也要暗示后来的男朋友,自己还是清白之身。 清白之身?邵艺辉偏偏要在她的《爱情神话》里,安排蓓蓓(男主角老白的前妻)出轨,不仅安排她出轨,还要安排她跟老白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此是其一。另一位中年女性格洛瑞亚,也有老公,也安排她跟老白睡了一次。至于马伊俐扮演的李小姐,虽然是个单亲妈妈,却也跟老白约会、睡觉,但并不打算跟他发展长久的关系。相当于,这三个女人,都跟老白发生过关系,但是故事的最后,格洛瑞亚跟李小姐却一起去看话剧,一起喝咖啡,还一起为老白想办的画展找到一个展厅。
别说观众感到耳目一新,老白的扮演者徐峥演这一段前,都有疑惑,他在拍摄现场开玩笑地问,这可能吗?这俩女的可是情敌,还能做朋友吗?如果不想主角被骂,编剧会倾向于设置无伤大雅的缺点,比如“马虎”,或者“数学很差”。出轨也不是不行,但这种性格污点,只能留给反派。毕竟,现在的网友是相当严格的。去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弹幕里都会齐齐出现“出轨”字样。 但邵艺辉就很想尝试让女性出轨,并且希望观众仍然觉得她可爱。她希望寻找到的观众,是那些能接受人物复杂性的同类。电影上映后,从评论看,三个女性角色广受好评,年轻观众说她们洒脱且有个性,是她们“40岁后想要活成的样子”。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厌一位“出轨的妻子”,观众不傻,能捕捉到“非圣女”的可爱之处。就像《梦华录》不顾宋朝风气和原著的女性独立精神,强行设置的“双洁”(即男女主角相遇前没有过性体验),反而被很多人唾弃。 每个喜欢《爱情神话》的人几乎都会谈起的一场戏,发生在老白家中。那天晚上,很意外地,三女二男在老白家里坐了下来,喝起了酒(还有一个男的叫老乌,未婚,自称交过的女朋友是一个“小联合国”)。话题是从“野猫”引起的,格洛瑞亚说自己是野猫,就爱吃剩饭(意思是喜欢老白),中年男女你一句我一句,演变成一场“什么是完整女人”的机锋辩论。蓓蓓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有小孩是不完整的”,李小姐不服,反驳说“那我觉得一个女人一辈子没甩脱过一百个男人是不完整的”,最后的定场还是老白,当老乌评价说,三个女人在造反了,他把话接过去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的”。
当社会想要借“完整女人”的教条规训女性,她们俏皮而自然地反驳了,这场戏成为一段出色的女性宣言,且没有说教意味。邵艺辉说,“老白就是我”,她是用自己的大脑和价值观在写老白,所以这个男人展现出来的优点是尊重女性,支持女性。同时,面对三个女人反而将他一个男的倒置在欲望客体的角色上,老白显得十分坦然。这些都是《爱情神话》让很多女性观众会心一笑的地方,也是那种“只有女性才写得出来的东西”。 邵艺辉想写可爱的人,所以把老白塑造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但一个故事里,多少都有点“坏人”,起码得有点相对反面的角色承担戏剧冲突。她以前接过几次剧本项目的工作,碰到的难题在于,一旦需要写“女人就该结婚生子”这样的台词,她就写不下去,编剧朋友就跟她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写出来的戏不好看。” 到了《爱情神话》,她把冲突安排在老乌身上。所以老乌就会讲一些听上去挺有“厌女”意味的台词,比如说评价格洛瑞亚是“老菜皮,空虚”,又说跟李小姐搭上,那就是“湿手甩面粉,甩不脱”。不过邵艺辉也没由得老乌肆意妄为,后面又安排老白跟他吵架,说老乌根本不认识人家女孩子,有什么道理这样乱说。 女性主义表达,创作者究竟是描摹现实,还是浪漫化,去写鼓舞人心的形象,两种答案都有,但是前者很容易遭遇现实困境,这种困境恰好也是女性主义在东亚社会遭遇的阻碍,既得利益者会下意识地抵挡这股潮流。
2016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出版,成为现象级畅销书,售出100万册,两年后上映的同名电影,也获了很多奖。无论是书还是电影,都在韩国社会激起了极大反响,但这些反馈里最值得玩味的,是一些激烈的反对声,包括女团成员因为在读这本书被网暴,扮演金智英的郑裕美,一天之内就在她的个人Instagram账号上收到上千条恶毒留言,等等。还有男性观众跑去给电影打低分,某个阶段,电影获得的男性观众得分是1.7分,而女性观众的打分超过9分。这个分差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男性很难理解女性的困境。 以我女性的视角去看金智英的故事,会觉得它的故事极普通,甚至可以说平淡。不过就是讲了金智英从小到大遭受过的委屈。这些委屈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无非是小时候爸爸重男轻女,只给弟弟带礼物,奶奶也只疼男孙,智英小时候偷吃奶粉,被奶奶发现后打得奶粉从鼻子喷出;工作后,明明更优秀,升职机会却给了能力平平的男同事;结婚后,丈夫嘴上说会帮忙带孩子,到最后育儿和家务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里如何长大。到金智英因为压力而精神分裂,整个人生进程中甚至没有出现过极端男性,最接近粗暴伤害的一次,是公司女卫生间发生的偷拍事件。 就像金智英这个大众化的名字一样,她的经历在她那一代韩国女性集体当中堪称平平无奇,原著作者和电影导演,甚至并没有特别将矛头对准韩国男人。但谁都能看出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损害智英,使她窒息,这大概也是(部分)韩国男人忍不住跳脚、发出激烈反对声的原因吧。
在我们中国,创作者也有同样的担忧,甚至正面临更复杂的情境,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贴上“挑起男女对立”的标签,也可能辜负一些希望影视作品能为女性主义出力的强烈期许。这使得创作者在女性表达的倾向与平衡之间,需要微妙地把握平衡。 秦海燕在拍《我经过风暴》时,意识到一件事,她发现大家有时很难真正理解人性的恶,无论是摄影还是表演,都本能地试图从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为这个实施家暴的男人找寻一些作恶的缘由。电影监制看过之后告诉秦海燕,要当心,观众看了有可能还会共情这个施暴者。 2021年上映的《我的姐姐》,其结局引起过争议。女主角安然的父母为了获得二孩准生证,强迫她在计生工作人员面前假装瘸子,成年后,安然当了一名护士,梦想是去北京。意外发生了,父母因为车祸去世,随后,所有人都道德绑架她,认为她应该抚养弟弟长大。安然最初抵触与反感,逐渐被弟弟的可爱打动,送到领养家庭的弟弟,在最后一刻又被她带出门。很多观众因此接受不了这个结局,主要是因为,如果年轻一代的姐姐,仍然走姑妈自我牺牲的老路,那么女性困境、时代遗留问题,全部没有得到解决,年轻的姐姐,依然被所谓的亲情束缚,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
大量对电影表达失望的评论,反映的是女性冲破时代限制的期许,观众希望姐姐能摆脱姐姐处境,摆脱女性的处境,重男轻女家庭里女性所受的痛苦,应当被承认和颠覆。这些声音,或许正是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