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
1927年10月12日
，天津中原公司六楼有人跳楼自杀，当场毙命。经查实这时画家白宗巍，他怀里还有一份遗书。后经报界披露：白妻被人长期霸占，自己羞愧难当，才自杀身亡。然而，因为此案，却牵涉出一段天津城的权势斗争故事。
画家白宗巍，本是清末旗人，加到也还算殷实，小时候就开始学画，而且还小有成就。但是他两个哥哥不成器，挥金如土，家道很快衰落。1925年春，他被迫来津谋生，住南市福星客栈，以卖字画度日。同年8月娶舞女金铎为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厄运开始了。他的妻子总是抱怨他挣不到钱，日子过得委屈。白宗巍只希望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画。
一天，福林阁忽然来了两个出手大方的客人，他们以300元的价格买有了白宗巍的两幅画，而且告诉店主说过两天要来拜会白宗巍。白宗巍听说此事后，自然很高兴。过了两天，果然这两人来了，而且花去500大洋又买走了三幅画。这让白宗巍惊喜不已。连忙大厅客人身份。其中一人告诉他：“这是直隶督办褚玉璞的兄长褚玉凤。我是八善堂的杜笑山。”闻听此言后，白宗巍连忙要将钱退回去，说这画就当敬献二位。杜笑山说“钱已出手，我们不仅要买你的画，还想和你做朋友”。
白宗巍听到这里，更是诚惶诚恐。连称“不敢高攀”。杜褚约请白宗巍到酒店吃饭，而且还相约到白宗巍家里看其作画。其实这都是二人精心设计的圈套。
话说这褚玉璞，是个土匪出身的莽夫，后来投靠了张作霖，因为立了几次战功，成为了直隶督办兼省长。而他的兄长褚玉凤，依仗其弟褚玉璞的势力，在天津城横行霸道，声色犬马，花天酒地。
而这个杜笑山，则是与褚玉璞关系很好的天津名流，1962年春，褚玉璞当上直隶督办后，杜笑山不遗余力的为褚玉璞筹措巨额资金充做军费，从而得到褚的赏识，两人结拜为兄弟。所以褚氏兄弟和杜笑山可以说是亲如兄弟。
褚玉凤和杜笑山这两个纨绔子弟听说白宗巍的妻子很漂亮，而且是天津城数一数二的美人。于是这两人谋划着接近白宗巍，然后接近白妻。白宗巍哪里知道，他这是引狼入室。很快，凭借着阔绰的出手，这褚玉凤就和白妻勾搭上了。当白宗巍发现此事之时，虽然恼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一肚子冤屈跳楼自杀。
白宗巍死后，天津警察厅很快介入调查。一个警察厅为何敢动褚氏兄弟和杜笑山。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隐情，当时的天津警察厅长常之英和杜笑山之间有一段恩怨。
在1926年9月，经当时的天津警察厅丁厅长委任，杜笑山担任天津屠宰场的场长。别看这是个屠宰的场所，这可是一个肥差，年收入在8万银元以上。这个屠宰场一直归属于直隶警察厅，其收入当然也归厅里统一支配。但是杜笑山却利用自己和褚玉璞的关系，将这屠宰场划入了自己的名下。
到了1927年7月27日，常之英接任警察厅长，兼任天津戒严副司令，闻知此事，很不高兴，但是褚玉璞是自己的上司，自己也只好咽下这口气。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把柄处置此人，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敢动褚玉璞的兄长褚玉凤。
常之英拘捕杜笑山时，褚玉璞正在前线面对北伐大军的北上，这时候的他在徐州督战，可以说是战事紧张，但是他还需要不断往返于徐州、天津，因为他需要从天津筹集粮食和军饷。
常之英趁褚玉璞在徐州督战的时候，就派人清查屠宰场的账目，结果查出杜笑山不仅贪污了不少钱，而且屠宰场还有亏损。所以常之英就想通过惩治杜笑山，让他将侵吞的赃款吐出来，把屠宰场交还给警察厅，他就可以结案。
然而，但杜笑山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且口出狂言：“你枪毙不了我，等褚督办回来，我让他枪毙了你！”杜笑山一面令人与褚玉璞联系，一面又让其兄杜宝桢去北京走张作霖的关系，让北京方面勒令放人。
常之英遂对杜笑山起杀机，决定尽快将其除掉，以免后患。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密函到徐州，列举了杜笑山的数条罪状。褚玉璞当时在前线连吃败仗，心中也十分恼火，不想杜笑山却让后院失火。最关键的是，他认为自己的失利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杜笑山没有及时筹集到军队所需的粮饷，导致军队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
于是褚玉璞立即回到天津，12月23日上午他抵津后，常之英就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满城风雨，所有人都在猜测白宗巍跳楼的事情，我想这事情肯定不能喝令兄有关系，那么我们必须让杜笑山来承担这个后果，这样才能安抚民心。”褚玉璞沉吟了一会，突然将状纸汪桌上一拍：“将杜笑山立即枪毙！”于是常之英就带人去枪毙杜笑山。
杜笑山知道自己将被枪毙后，脸色吓得惨白，不听的大骂常之英，并要求见褚玉璞。常之英哪里会让他有机会见到褚玉璞，当天下午两点，杜笑山就被枪决了。
24日，《大公报》报道了杜笑山被枪毙的消息，警察厅在天津街巷张贴了布告。布告上写道：
天津警察厅屠宰场前场长杜笑山，自承出任场长以来，出纳公款、营私舞弊、贪图私利、违背职务，种种不法行为，均经查明有据，实属触犯《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一、第二两项之罪。应即依本条例规定，处以死刑，而昭训诫。
其实
白宗魏坠楼一案发生时间是1929年
。
此时杜笑山已经去世，褚玉璞也因为兵败离开了天津。
当年《大公报》和《益世报》报道，1929年6月14日晚11点15分，中原公司七楼顶层花园正在放映电影《白云塔全集》，忽然楼下的巡捕飞奔上来，言称一人坠下。这人坠楼的时候，恰好有一辆人力车自此通过，车夫杨春荣被砸伤。警方发现死者身上带着名片，还有遗书。
白宗巍当时的遗书已经遗失无法考证，但白宗魏在自杀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父母俱亡，得慰我者，只有妻子，妻以绝情，我为妻子绝情牺牲而死。”从日记中可见，白宗巍自杀，和军阀无道欺压百姓没有太大关系，而很可能是感情纠纷。警察也逮捕了白宗巍的妻子金季聪，罪名是“帮助自杀”。白宗巍其实是北京人，上学时有一位金老师很喜欢他，毕业后就留他在校当教员，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老婆叫金季聪，当年17岁，夫妻双方感情很好。二人婚后生有一子，起名白壁。白宗魏有一个发小叶子璞，两人都是金老师的学生，金老师也很喜欢他。后来在白宗巍的提议之下，白家和叶子璞两家人在北京合租了一套四合院住下。然而后来白宗巍离开了学校，只身来到天津卖画，并经常将卖画的钱寄回家做妻子二人的生活费。白宗巍曾写信希望妻子也来天津一家团聚，但金季聪回信“死也不离开北平”。法庭认为这便是白宗巍日记中“妻子绝情”的证据，但金季聪表示，当时儿子重病，她的话的意思是如果儿子死了，她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法庭上还争论的一点是，白宗巍还怀疑金季聪和发小叶子璞通奸有染，两人曾一起看电影逛雍和宫，如今妻子拒绝来天津团聚，更让白宗巍深感从头绿到脚，一时气不过才自杀。在法庭上，金季聪和叶子璞都否认了通奸的指控。然而在最后一天的审理时，法庭问金季聪不离开北京是不是因为恋奸不已，金季聪竟回答说：是的。为洗脱清白，接下来，金季聪不断的抛出猛料。她先是说白宗巍精神不正常，疑指白自杀情有可原。金季聪说白宗魏有疯病，一受大刺激就犯病，以前在学校教学，学生骂他，他骂学生，就因为这事被学校减薪，裁员。叶子璞妻子也作证，白宗巍经常时哭时笑，曾在自己身后画像，哈哈大笑，后又把画像撕碎。白宗巍的儿子白壁也说父亲有疯病。然而白宗巍在天津的房东却说，白宗巍住了几个月也没见他有过发疯的举动，房租也从未拖欠。金季聪又抛出一颗重磅炸弹，来证明白宗巍的死和自己没有关系。她说，白宗巍追求自己的妹妹金季馨已经有10年时间，金季聪说白宗魏认为她绝情就是因为在信里金季聪再一次拒绝了帮忙向妹妹求婚的请求。金季馨也说，白宗魏怀有歹意已达十年之久。在当年的三月份自己的生日之后白宗魏给她写的求婚书。说爱她的姿色，还因为她有些学问，并希望她的亲笔回信。金季馨作为有夫之妇不答应白宗魏的求婚。并且认为这是白宗魏疯病发作。可是，就算白宗巍追求金季馨不得而苦恼，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为何偏偏选在这天自杀呢？
这个案子，最终也没有拿到直接证据证明金季聪有罪，后来因经济困难，金季聪还是在别人的捐助下才将白宗巍的灵柩运回了北京，而为帮助白宗巍的遗孀和儿子，天津的绿渠画会还特意为白宗魏举办了画展来筹钱。
白宗巍跳楼案也就算是一个花边新闻吧。最后也没有个结果。
而上文中所讲白宗巍与褚玉凤杜笑山之间的事，完全是后人给捏合到一起的，反正褚玉凤杜笑山两个很混蛋，在多加上这点脏事也无所谓了。
而杜笑山与褚玉璞，常之英之间的事情却是可以确定的。常之英之所以杀杜笑山，完全为了利益而已。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省汶上县人，出生于1887年
。青年时，曾两次投考保定军校未被录用，转而投身绿林，纠集歹徒为匪；被剿散后，于1911年入上海光复军，在张宗昌部当兵。因其骁勇善战屡被提升，历任营长、团长等职；1918年张部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解散，随张投入直系，但未能谋职，旋又与张宗昌共同投靠张作霖，初任宪兵营连长；1924年，因在二次直奉战争中有功，一跃升为第一军副军长；1925年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任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击败国民军而占据天津，同年3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1928年6月，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最后崩溃，褚玉璞退出天津。1929年初，褚玉璞率领残余部队在烟台被驻扎在胶东的刘珍年包围，褚玉璞被生擒，后被活埋。
杜笑山，字宝贤，其兄杜宝桢，字琴。
兄弟二人均以办慈善事业而闻名津门。杜笑山早年曾作过天津警察厅的总务科长，因为一件私运军火擅发护照的案子而获罪，但由于警察厅长杨以德（和杜家沾亲）的庇护，仅以撤职了事。民国初年，杜氏兄弟在城里大费家胡同南口的水月庵里办了一个慈善团体，名叫“体仁南善社”，简称“南善堂”，以恤嫠为主，按月发给守节孀妇每人一元至二元的抚恤金，同时还施送成药，发放破旧棉衣。1924年秋末，杨以德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赶下台后，杜笑山一度沉寂。至1926年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当上直隶督办后，杜笑山不遗余力地为褚玉璞筹措巨额资金充作军费，从而得到褚的赏识，其二人居然结为把兄弟，杜笑山乘坐包车任意出入督办公署。为进一步讨好褚玉璞，杜笑山把原来南善堂附设的小学校，改名为“蕴山”小学，这两个字是分别在他和褚玉璞（褚号蕴珊）的别号中各取一字而得的，以示两人关系的亲密。
杜在褚的支持下，是年夏天，遂将天津的北善堂、崇善东社、引善社、公善社、备济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及自己的南善堂等8家慈善团体合并在一起，取名“八善堂”。更有人送了杜笑山一块巨匾，上书“万众戴德”四个金字，杜将它挂在其家——城里香店胡同北首坐东的大门上方。杜笑山一时名噪津门，杜笑山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杜笑山却是打着慈善的晃子，举着褚玉璞的大旗，到处聚敛资财，终饱私囊。
随时间的推移，八善堂在津的名气日渐隆盛，杜借募捐、购粮和放赈之机，大肆聚敛资财，终饱私囊。杜与褚的关系更是日渐亲密。奉军与孙传芳大战之时，褚玉璞每次离津赴前线布防时，杜都率领八善堂的董事们及蕴山小学的军乐队，前往车站恭送。一次，褚在前方打了胜仗归来，杜便以八善堂的名义，在鼓楼南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的“凯旋会”，摆酒宴，演京剧，开销达万元。就连褚玉璞纳妾，也是杜出资一手操办的。此外，杜还几次以八善堂的名义，征敛粮食、衣被等转送前线慰问将士。有一次还送给褚数万元充当军费。
常之英
虽也尽其所能，对褚玉璞极力逢迎谄谀，但总感觉不能换取褚的欢心。他把这些全都归罪于杜，以为长此以往下去，杜的势力将越来越大，对自己十分不利。 常之英拘捕杜笑山时，也正是褚玉璞前方战势吃紧之时，褚妄图抵抗北伐大军，亲往前线督战，不断往返于徐州、天津之间。常遂借褚在徐之时，派人清查了屠兽场帐目，结果查出杜自接任后营私舞弊3万余元，帐面亏累也达万元以上。最初，常并未想置杜于死地，只是想要杜家服软，将侵吞的赃款吐出来，交给警察厅办理，杜自动辞职，将屠兽场拱手交给他也就算了结了此案。但杜笑山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对常口出狂言说：“只要你枪毙不了我，等褚督办回来，我让他就枪毙了你！”杜一方面令人与褚玉璞联系，一方面又让其兄杜宝桢去北京走张作霖的关系，让北京方面勒令放人。常之英遂对杜暗起杀机，决定尽快将杜除掉，以免后患。杜笑山被拘押后，警察厅始终没有宣布拘押理由，也未移送法院审理。天津总商会等不明真相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杜笑山或尽快审理此案。常均以“此案重大，尚需禀明褚督办，再做处置”作为答复。嗣后，常草拟了一份函电快寄徐州，函中列举了杜的数条罪状。褚玉璞当时在前线正是连吃败仗，而他将却失利的原因归罪于杜笑山没有及时供给军队粮饷，军心涣散所致，心中正对杜怀有不满。此刻又接到常的函电，更是火往上撞，遂立即回津。12月23日上午褚玉璞抵津后，常之英即向褚报告，并添油加醋。褚沉吟了一下，决定：“将杜笑山立即枪毙！”常说：“我们警察厅可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呀？”褚说：“你没权，我还没权吗？”说罢顺手拿过一张纸，大笔一挥，写下了“令警察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几个大红字。常接过褚的手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拘押两月的杜笑山立即从警察厅提出，五花大绑将其押上监车。杜身着蓝色长袍，绮霞缎马褂，头戴青缎红结小帽，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毛线巾。当知道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后，杜的脸色吓得惨白，在监车中不停地大骂常之英，并要求面见褚玉璞。但哪里有人理会他。下午2时许，监车行抵上权仙前刑场，行刑人将杜拉了下来，此刻，杜已站立不住，瘫跪在刑场上。但闻“砰”地一声，杜即倒地毙命。此后，褚玉璞因前方战势紧张又火速回到徐州。常之英趁机霸占了杜笑山的全部家产，虽然杜笑山之兄杜宝桢一再输通运动，但也无济于事。杜笑山死后，八善堂无人主事，随即瓦解。其他原合并进来的善堂、善社又都恢复了原状，南善堂所在地址又由樊荫慈、武孟和、雷丹林及钱玉堂等人主办，呈准于当局改组为积善社。“蕴山”小学也改为积善小学。翌年，杜家迁入法租界内，并从此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