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15年5月，我在《三亚日报》“影音”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电影史上每一代的代表导演，简要阐述其生平和作品。现将文章整理转载于个人头条号，供电影爱好者或研究者作为入门资料。
“二战”之后发轫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是历史上著名的电影创新浪潮，对之后的电影艺术走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早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中，就已经存在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即关注底层生活和采用纪实美学。而在这批作品中，就有沈西苓创作的《十字街头》。
这位被称为“怪才”的年轻导演，用一系列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为中国电影发出了影响至今的呐喊。
投身艺术的“文艺青年”
沈西苓1904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原名沈学诚，9岁时随家迁居杭州，之后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夏衍也是该校校友)。毕业后，他公费留学日本，进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绘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等人，对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24年起，他在日本筑地小剧场做实习美工。
1928年回国后，沈西苓参加了由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成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同时在上海美专和中华艺术大学教书，并撰写评论和翻译外国文艺作品，是一名典型的“文艺青年”。
1929年，他和夏衍、冯乃超等人共同组织了“艺术剧社”，导演了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剧目，深入工厂、学校等地进行流动演出。1930年2月，他又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同事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地——“时代美术社”，发表了“争取全国美术家的自由和出路”的宣言。当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沈西苓是发起人之一。
短短几年内，沈西苓参加了如此多的活动，并都起着重要作用，足见他投身艺术事业的热情和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
之后，由于“创造社”和上海美专被当局封闭，沈西苓为躲避搜查，进入大东书局，做起了布置橱窗的工作。这时，由邵氏兄弟领导的天一电影公司招收职工，他便改名为“沈西苓”，投考美工师职位，并被录取，从此走上了电影道路。
沈西苓在“天一”公司先后担任影片《歌场春色》和《有妇之夫》的美工师。“一二八事变”后，他导演了话剧《怒吼吧，中国》，并根据夏衍提供的包身工的资料(夏衍自己于1935年写成了报告文学《包身工》)，写了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并要求亲自导演，但没有受到“天一”的重视，他便离开了公司。
“十字街头”上的怪才导演
1933年，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沈西苓作为第一批左翼作家进入明星电影公司。他重新收集资料，对《女性的呐喊》的剧本进行了修改，并亲自任导演，完成了这部处女作，在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了中国工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当局的检查和删减，影片显得支离破碎，公映失败。
沈西苓没有就此气馁，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导演了夏衍编剧的《上海二十四小时》，以新颖的结构，通过发生在一昼一夜的事件展现了上海都市的贫富生活。影片试映时获得一致好评，但不管是在拍摄期间还是后来的审查，都遭到当局的阻碍，被搁置了一年之久才上映，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沈西苓一气之下，一度离开电影界。
1934年，沈西苓经朋友劝告重回明星公司，做了郑正秋的助理，协助其拍摄了《姊妹花》，并参加了集体导演的有声片《女儿经》的摄制。1935年，他独立编导了《乡愁》和《船家女》两部电影，都是以女性的视角，通过她们的悲惨遭遇来透视整个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影片结构严谨，气氛缓重深沉，多用对比蒙太奇来展现人物命运，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之作。
此后，由于当局的迫害，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撤销，沈西苓再次离开电影界，到广西南宁任教，半年后才重回上海。
1936年7月，明星公司改组，分别建立了一厂和二厂，沈西苓到二厂任编导。1937年4月，他完成了《十字街头》的拍摄。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从南宁回上海后，和一帮久别的朋友在家里相聚，大家谈起各自的生活，感慨万千。沈西苓在影片中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和对生活的选择，表现了他们的苦闷、彷徨，以及觉醒。
影片有着成熟的编剧技巧，老杨(赵丹)和杨芝瑛(白杨)在公寓里发生误会，又在电车上邂逅，诙谐风趣。同时，电影采用了梦境、幻觉、叠印等手法，剪辑简练流畅，轻松明朗。
即使今天我们重看这部影片，也会为其精彩的叙事和赵丹、白杨等明星的风采所倾倒，其质量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拍摄的一些都市爱情片。
1937年，沈西苓转入联华公司，将曹禺的《日出》改写成电影剧本，但因为战争没有完成拍摄。上海沦陷后，他转移香港、武汉、重庆等地，1939年9月，导演了反映抗战生活的影片《中华儿女》，用四个小故事表现了中国不同阶级的人民参加抗战的情况。
1940年12月17日，他因患伤寒病逝于重庆，年仅36岁。
跨界创作的全才人物
沈西苓被电影界称之为“怪哥”“影怪”，这指的是他求新求奇的艺术追求。除了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创作之外，他在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现，也体现了他的“全才”面貌。他有着电影导演、剧作家、话剧导演、影评人、画家、翻译家、演员等多重身份，并积极参与各项文艺运动。
1930年，他曾经和夏衍、冯乃超等人一起创办了左翼戏剧刊物《艺术》、电影月刊《沙仑》。1932年离开“天一”公司后，他又与人合作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1933年，他在《现代电影》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三二年中国电影界的总结帐与一九三三年的新期望》，提出了电影艺术要与现实相结合的主张，并对不同创作者在影片摄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此外，他还翻译过一些外国电影著作。
在拍摄《十字街头》的时候，他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便当场画了一幅鲁迅的肖像挂在主人公住处的墙上，增添了影片的环境气氛。拍摄期间，他还抽空导演了《武则天》《醉生梦死》等舞台剧。“八一三”事变中，他又上前线参加了战地新闻片的摄制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流亡途中，他相继导演了《在烽火中》、《罗店血战》等独幕剧，以及《塞上风云》《民族万岁》等舞台剧。
沈西苓生性乐观活泼，有着孩子般的单纯，与人交往常能给人留下美好印象。著名评论家柯灵曾这样描述沈西苓：
“生活里保留着成年人所极其缺乏的天真，在无需拘束的场合，他常常一高兴就蹦跳起来，习惯地模仿米老鼠的跳舞。他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谈笑往还，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
沈西苓为人的真诚和他对艺术的虔诚是相得益彰的。然而，他在风华正茂时却不幸去世，这既是一位天才的遗憾，也是中国艺术界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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