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四环内的西大望路，在一众玻璃幕墙的环绕下，一座气膜结构的冰场圈出了这片繁华地带难得的“世外桃源”。这里就是陈露冰上运动中心，许多冰上舞者“梦开始的地方”。

冰场外，凛冽的寒风肆意地呼啸;冰场内，几名小队员正在冰上跳跃、滑行、摔倒、站起，疼也忍着，稍微呲一下牙，再起身跺两下缓缓，一遍又一遍……

陈露站在小学员当中，有时会给他们做几个动作演示，有时是一句句清晰响亮的鼓励：“这个动作做的很棒，加油!”“慢慢站起来，再做一次!”“很好，就保持这个感觉”……

本报记者专访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摄

看见记者来了，陈露从远处滑过来，“冰蝴蝶”的优雅和飘逸丝毫不减。她时不时还要回头看看正在勤奋练习的孩子们，仿佛在看着曾经的自己。

陈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冰上运动的耀眼明星，是中国花样滑冰第一位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奖牌获得者。她在国内国外拥有大批粉丝，不少西方媒体和观众亲切地称呼她为“Lulu”。

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年仅21岁的陈露凭借一曲《梁祝》，为中国代表队摘得一枚宝贵的铜牌。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上久久未起，也将连续两届冬奥夺得铜牌的传奇，绝唱于冰面之上。

采访在体能训练室进行，刚下课的陈露一进门，三两下就把头发收拾利索，坐在了镜头前。采访过程中，陈露偶尔嘴角微微上扬，不知是哪一段故事一下涌来——是儿时半夜才能滑的训练场，是无数个挥洒激情的赛场，还是今日这片播种希望的冰面?

“那时候你才4岁半，是什么让你一下子爱上了花样滑冰?”

本报记者专访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摄

陈露冲着记者笑了笑，“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接着，她便滔滔不绝讲起来。

以下是她的讲述：

“零下40℃室外训练，现在想想满是幸福”

我从小就长在体育大院，父亲是老一代国家冰球队队长，母亲是乒乓球运动员。那时，我们家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冰场，晚上吃完饭大人就会带着小孩们在冰场上玩。那个年代，我们的人生选择多多少少还是和家庭有关。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父母带我去亲戚朋友家串门，人家一说“露露给大伙跳一段”，我可开心了。当时我父母觉得，花样滑冰挺好，既能跳舞又能滑冰，两全其美。现在想想，我要是当时没有学花滑，一定会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还是黑白电视，央视也只有两个频道。有一天，电视上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太阳峡谷》，讲的是美国花滑奥运冠军佩吉·弗莱明的故事。她和着音乐，穿着美丽的裙子在冰上起舞，像仙女一样，我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暗下决心，以后也要像她一样，在全世界观众面前滑得那么美、那么漂亮。

现在想想，当时训练条件太艰苦了。那时候花滑比较小众，练的人少，能排上冰场训练都得等到半夜。冬天，半夜得零下40℃，我都是凌晨一两点在家穿好衣服换好冰鞋——在外面手会冻得穿不了鞋。我父亲骑着自行车载我去滑冰，到了冰场上就得赶紧滑，一直滑，不能停。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那时候条件的艰苦，当时感觉滑冰就得这么冷。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幸福且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学会了新动作，一个动作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摔，腿都摔紫了也不觉得疼。做成动作的那一刹那，真爽!

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新华每日电讯张博令摄

“国旗找到了，心里就踏实了”

1990年我拿到全国冠军后，在国内就没有什么对手了，目标自然聚焦国际赛场。终于能去参加国际比赛，一睹国外强手的风采，我很激动。1991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我第一次参加世青赛就拿到了铜牌。这出乎所有人预料，也给了我极大信心。

回国后，我就和母亲讲，我觉得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世界冠军。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回答说：“但凡拿到世青赛冠军的人，都成了世界冠军，我第一次参赛就是铜牌，离冠军很近，努力一下不就有希望成为世界冠军了吗?”

第一次去国际赛场，我看什么都新鲜。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一帮小队员就在讨论，怎么人家运动员的冰鞋能那么白，我们的冰鞋穿两天就蹭脏了，刷也刷不干净。等我到国际赛场比赛才知道，赛事主办方有专门刷冰鞋的白漆。

那时候，我多少会有些不自信，不是在技术动作层面，更多是因为有太多训练、比赛装备我们没有。花滑短节目和自由滑需要两套比赛服，我那时连两套比赛服都没有，什么风格不风格的都顾不上，凑不到衣服的时候还要跟队友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衣服质量也没法和国外运动员的衣服比，穿上之后直掉渣，我都不好意思在走廊中间走，得遛着边儿。

不过那时候，虽然我年龄很小，却有非常强烈的国家荣誉感。记得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时候，就我们4个人——1名领队、1名裁判、1名教练、1名选手，我们每到一个场馆就先找国旗在哪儿。国旗找到了，心里就踏实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中国参赛，我们的背后有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图为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1995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中国选手陈露(中)、法国选手苏丽娅·博纳利(左)和美国选手妮科尔·博贝克分别获得女子单人滑项目前三名。陈露也为中国花样滑冰队拿到了第一枚世锦赛金牌。新华社发

“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也就放下了”

1997年瑞士洛桑花样滑冰世锦赛上的失利，是我职业生涯特别大的挫折。那个时候，其实放弃很容易，毕竟自己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了，也算是功成名就。坚持下去，可能意味着往前每走一步，都是黑暗和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但我还是没有就此止步。因为我性格里就有“执拗”这个因素。从4岁半开始学花滑，到后来成为世界冠军，我的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梦想成长。不管前方多么痛苦、多么黑暗，除非是要我的命，不然什么都阻挡不了我要参加1998年冬奥会。

就是这样的决心支持着我，不然真的坚持不了。

世锦赛折戟之后，我还有一次去维也纳参加落选赛的机会。落选赛之前的一段时间非常煎熬，每天训练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生怕自己练不够。而且为了保持身材，我要减肥，晚上不能吃饭，饿的时候都不能平躺着睡觉，感觉到胃已经要贴在后背上了。那时，我每天只能趴着睡，才会觉得舒服一点。实在饿得心慌就喝口水——没办法，为了保持状态就得忍饥挨饿，而且精神上高度紧绷。

去比赛之前的一个月，我已经有点情绪崩溃。身边的人不能提“比赛”两个字，一提我就会哭。每天教练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别想着比赛，但话往往说不了两句，我又得提比赛。当时已经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了。

刚到维也纳的那天下午，教练说先别睡，坚持一下，晚上再睡才能倒过时差。教练拉着我去酒店附近的一个公园散步。散步的时候，我和教练说：“反正我已经这样了，我也努力了，尽量能发挥好吧!”

教练听完之后说：“陈露，你好了!没问题了!”

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一下子什么都想开了。因为已经把自己逼到绝境了，反而情绪放下了，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带着这样的情绪，我落选赛拿到了第一名，登上了去往长野冬奥会的“末班车”。

“花滑在中国的普及，还远远不够”

我退役已经20多年了，我不希望大家总是问“女子单人滑什么时候出现下一个陈露”，更希望能看到年轻运动员超越当年的我。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以当年的我为目标，是落后于时代的。

正因如此，我选择回国开冰场、做教练。我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激励那些想要学花滑的孩子，帮助他们成长，助力中国花滑事业的发展。

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房子、车全卖了。起初，我先生是不支持我的，但后来也没办法，跟我回国了，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但凡是我认定的事情，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刚回国的时候，大家对于滑冰的接受度有限，这项运动的群众基础尚未形成。我们在深圳开冰场后，很多人买票进来不是为了滑冰的，就是来摸一摸冰的。他们会好奇地过来问：“这么大一块冰，怎么冻上的?”

即便是现在，我觉得花滑在中国发展面临的一项很大问题就是普及度不够。从成材率来看，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选材范围相比于我们的人口基数，还是太小。只有把参与这项运动的群体扩大，我们选材的范围才能更广，成材率才更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成绩才会更好。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承诺，对于提升花样滑冰在中国的群众参与度意义重大。我们在很多中小学宣传花样滑冰的时候能看到，现在的孩子虽然缺少足够的专业教练教学，动作也有些生涩，但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体现出的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极其动人。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或许不能实现冰雪运动在中国的全民普及，但无疑会让热爱冰雪运动的种子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播撒，在下一代人中发芽。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中国人拥抱冰雪运动的开始，更是中国在未来成为冰雪运动强国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