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宋说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现身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主席马可·穆勒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谈。在斯科利莫夫斯基长达63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引人关注的是不断变化的多重身份,从出道即巅峰的“东欧戈达尔”到“出走”电影圈17年的画家,又在70岁时重回热爱的电影行业,斯科利莫夫斯基分享了他在不同阶段的创作心得。

不断尝试的“斜杠青年”

在斯科利莫夫斯基做导演之前,他做过画家、乐手、作家、诗人、演员、拳击手,甚至还参演过《复仇者联盟》。在马可·穆勒眼中,斯科利莫夫斯基是1960年代东欧电影新浪潮中涌现的“斜杠青年”,对于这个称呼,斯科利莫夫斯基笑说,那些都是年少轻狂的往事,“做爵士乐团的鼓手我打得很差,当拳击手不过是业余的,输多赢少。我的诗歌也只不过是刊登在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这些都不值得给予美誉。”

当谈及电影的工作时,斯科利莫夫斯基更加严谨,“电影让我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将我真正变成一个艺术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唯一做成的事。”斯科利莫夫斯基自认为进入电影行业非常顺畅,但开始纯属“不可思议的奇迹”。最初只是波兰电影《灰烬与钻石》的编剧安杰伊·瓦伊达偶然地给他看了一个初稿剧本,他却大胆地花费五六个小时将剧本进行了改写,第二天这位编剧看了之后表示“非常满意”,之后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发现了这位有实力的青年,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剧组工作。

斯科利莫夫斯基决定报考波兰罗兹电影学院,在长达两周的淘汰考试中最终只留下三人,“我竟然是其中之一,那就是个奇迹。”斯科利莫夫斯基说。随后,他再次大胆决定将校内作业拍成他的第一部长片,“当年我曾自我追问,二十多岁了才进电影学院,毕业后是不是还要从‘某个电影大人物助理的助理’开始熬资历?我不想等太长时间。”于是他在1965年完成了72分钟片长的故事片《轻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涉及拳击比赛,难以找到胜任的演员,导演还亲自出演了这个角色。这部校内习作成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毕业作品,不仅让他顺利从罗兹电影学院毕业,也缩短了他职业生涯发展的时间,成为东欧新浪潮中备受关注的新人。

斯科利莫夫斯基回顾30年的导演经历,拍摄了20部电影,他自认为其中的一半乏善可陈,另有三四部“糟糕透顶”,能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就五六部。“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导演都有拍烂片的时候,在我拍完《30个门钥匙》后,我开始慢慢萌生了离开电影的想法,因为这是我拍得最差的电影之一了。”

斯科利莫夫斯基将职业按下暂停键,“出走”电影圈长达17年,从1991年到2008年间,他旅居洛杉矶,专职于绘画,其间没有拍摄任何电影,甚至由于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不仅画作卖得好,还获得了一些国际比赛的奖项,“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艺术家了。”

永远年轻,敢于挑战观众

2008年,斯科利莫夫斯基带着电影《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回归,他说:“我带着新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回归了电影,感觉自己像一个刚入行的年轻导演。”在回到电影行业之后的四五年内,《必要的杀戮》《11分钟》等电影被斯科利莫夫斯基认为是自己非常棒的电影,去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的影片《驴叫》,更让不少中国影迷发现了这位电影视角独特、镜头语言幽默的波兰导演。在斯科利莫夫斯基看来,“导演应该在拍摄中保持寻找新的事物,从一部作品到下一部,不要重复自己,要做从前没做过的。”

在拍《必要的杀戮》时,他试着创造一个“失去语言的男主角”。男主角没有任何台词,甚至发不出像样的、人类的声音,影片的大部分情境是在大雪封山的密林中,天地寂静,“我试了试,结果证明电影的确用不着那么多的台词和声音。”在电影《驴叫》里,他创新性地将主角设定为一头毛驴,甚至连视角都是从毛驴的双眼去看。“我这个年纪,实在受够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我想,为什么不能抛弃以人为主体的叙事呢?为什么不能代入动物的视角来表达人类理性所不能触及的感受呢?”在他看来,突破性的创作尝试会让他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位年轻的导演”,“我自己觉得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我已经80多岁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导演,而且永不自满,永远都可以爬得最高。”斯科利莫夫斯基说。

细数斯科利莫夫斯基晚年的电影,它们情节极简,台词很少,影片的美学气质和趣味都和主流商业制作相去甚远,大多会被定义为“反常规”。这样的创作方式大概和他对观众的信任有关,在他看来,电影的本质是一场银幕内外相互合作的游戏。“导演要有挑战观众的勇气。观众不需要被告知所有的情节和行动,不需要被灌输,应该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允许他们收集细节,这本应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