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1966年，令政策刚刚读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红二代”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他在后村免费行医，但会先问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洪阳村村民马莹（化名）说，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令狐野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对于来帮忙的乡亲，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别对待。如果是贫农，他就会多给工钱，递烟倒水，如果是富农地主，他就会少给钱，并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有个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较偏执，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马莹说。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钱。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级读报的主要内容。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在同学何贵（化名）眼中，令政策极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门说媒者。在常乐公社医院“拾药”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厂上班的姑娘。何贵说，有一段时间，令政策常常对他倾诉心事，说无法接受姑娘有白头发，可是既不敢违抗父命，也不敢拒绝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几片安眠药，睡了整整一天。
 
后来，这桩婚事终究没成，令政策和当地邮政局的一个女话务员谈了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