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武伯欣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始终存在着 AB面。A面看着都挺好，B面的东西恰恰才是具有驱动性的，“这个案件恐怕在B面上还有很多值得去研究的问题，或者去深挖的因素，我们研究犯罪心理，更注意在B面上。”
何袜皮也对吴谢宇法庭陈述的弑母动机提出了质疑。“吴父在2010年去世，弑母发生在2015年。按正常规律，他母亲的痛苦应当是随时间递减的。这时再要替她解脱似乎说不过去。”
关于吴谢宇提到的上述弑母动机，以及自己对母亲强烈的爱，何袜皮也认为这并不可信。她认为，吴谢宇趁母亲穿鞋时用哑铃击打其后脑勺，“自称如此爱和怜悯母亲的儿子，为何让母亲在临死前经历这种非必要的疼痛和恐惧？”
同时，何袜皮指出，据此前媒体报道，吴谢宇曾购买“指向分尸的刀具”，“一个自称如此爱和怜悯母亲的人，不应该渴望保全母亲的尸体吗？至少从这些犯罪细节中看不出对至亲之人的爱。”
何袜皮讲本案定义为“一次非理性地带有自毁性质的谋杀”。何袜皮说，她曾在2019年7月提出了这种判断，“通过和朱晓东（注：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凶手）作案手法的比较，我认为吴谢宇当时也出现了厌世、自毁情绪。当然这不代表他弑母后立刻想自杀。”
关于吴厌世的原因，何袜皮认为是源自一种更深层次的矛盾，主要在于道德上的焦灼和自我认同感的挣扎。“因为他的人生被母亲的道德烈日照耀着，无法拥有自己的影子。可每个人都应该有影子（欲望）。”
何袜皮分析，吴谢宇在弑母后做的一系列行为：求婚性工作者、收藏大量性工具、当男模、嫖娼、买大额彩票、赌博……都与她母亲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如果说弑母是在毁掉母亲的肉体，那么这种堕落和放纵，即毁掉母亲精心训练的道德完美的自己，其实是在毁掉母亲遗留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