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的身体却象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去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抖得象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

　　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象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象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熏醒再干。

　　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象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几钟，变得象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遥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XX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象野山那样喊叫起来。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XX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