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张景和还说，聂树斌交代的作案细节和现场十分吻合，包括尸体最后摆放的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等。
 
就外界猜测的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张景和说，他承认在那个年代刑讯逼供比较猖獗，但在和聂树斌的几次会见中，没有发现身上有被打的痕迹。“再说，作为律师，明知是刑讯逼供不但不为当事人辩护，还向当事人家属直言，这岂不是公开承认自己无能？”张景和提醒本报记者考虑，如果聂家早就知道聂树斌是屈打成招，怎么会忍气吞声这么多年而未见申诉和上访。
 
正是因为聂树斌自己供认不讳，张景和说，上诉只能从认罪态度好上请求从轻量刑。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理由非常牵强。1995年4月，当河北省高院终审维持一审原死刑判决时，他不感到意外。
 
本报记者侧面了解到，当年承办此案的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也曾在某个场合表示，从侦查到终审判决整个过程中，聂树斌没有一次叫冤，而且整个案件的证据链非常完整清晰。
 
对于突然间冒出来的“真凶”王书金，张景和和那位检察官同样感到费解。“两个案子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张景和非常肯定地说。对于外界的指责，张景和表现坦然，“我没有丧失我律师的职责，在这个案子当中。”
 
抛开聂案不言，张景和承认，10年前律师地位和作用相当有限，审判机关并不能十分重视律师的意见，更谈不上什么控辩平衡，“时至今日，即使律师的作用在变大，这种情况也没有非常大的改变，特别是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