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烈

　　刘晓光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小人物在命运的大潮中不甘寂寥。1955年出生的刘晓光，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上过大学，当过官，也下过海。

　　1995年，是刘晓光命运的拐点。在此之前，刘晓光曾就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一路从商贸处的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升任计委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那一年，组织上指派他去完成一项整合国有资产的重要任务。这个摊子的资产有97亿，分散在170个公司，让刘晓光难受的是：他接手这个企业的时候，账面上有一亿多现金，最难的时候，只有300多万现金，工资都发不出。

　　其实刘晓光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的命运。

　　那个年代，弃官从商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仅仅92年全国就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财经观察家牛文文这样评价“92派”。刘晓光“下海”后，将体制内存量资产进行市场化运营，在极其复杂的时政背景、市场环境下重构了“首创系”。

　　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来源于如何塑造国企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过渡过来的，它们既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又是政企不分的载体。认清这一点之后，刘晓光着手建立企业经营者的股权机制，也就是收益权。他坚持市场化原则，旗下的企业哪家效率高就优先发展哪家，带动整个集团发展。

　　“机制不灵的国企迟早要死，迟早的问题。要不死，也像个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刘晓光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针对国企体制的弊端，刘晓光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改制。“改制后，我们提出来，只要是亏损的企业，就立即消灭。”从1997年到1999年，两年之内，首创集团消灭了下属的8个企业。

　　“当时有些人要上街，我说你敢上街，我就告你，为什么我告你呢，我给了你2000万的资本金，你没给我挣钱，亏了，你还告我？我先告你得了。”刘晓光强调，“我们提出来亏损一个消灭一个，亏损就消灭，这也是我们的机制。”

　　在刘晓光对首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制之时，同为92派的万通六君子在海南捞到第一桶金后，也陷入了痛苦的窠臼，因为各自价值观的不同，分了家。而同为92派的中诚信的毛振华，那一年也不是很顺畅，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尽管全身而退，但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同时踏上征程的，刘晓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冯仑语），万科王石称他为“地产元帅，学习的榜样”，顺驰的孙宏斌称他“敢为天下先”。